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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NO LOGO》作者娜奥米·克莱恩出新作:生育罢工不解决问题,重要的是如何对抗气候危机

发布日期:2020-06-02

加拿大作家娜奥米·克莱恩日前出版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新作《着火》。在接受《卫报》采访时,她探讨了气候危机与白人至上主义的关联、对于左派的威胁,以及在此大背景之下自己对于“绿色新政”“生育罢工”以及“灭绝叛乱”、个体减排等问题的理解。

《卫报》:你为什么选择现在出版《着火》(On Fire)?

娜奥米·克莱恩:我仍然认为,我们谈论气候变化的方式过于分散,与我们面临的其他危机相比过于孤立。这本书中贯穿的一个真正强有力的主题,是气候变化与白人至上主义兴起的危机、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、人们被迫离开家园、战争之间的联系。这些是相互交织关联的危机,因此解决方案必须也交织关联起来。

《卫报》:这本书收集了你过去十年的文章,你的想法发生过变化吗?

娜奥米·克莱恩:当我回看之前的文章时,我认为我并没有足够强调气候变化对左翼构成的挑战。气候危机显然挑战了右翼主导的世界观,以及对极端中心主义(不想做大事,总是希望分裂分歧)的崇拜。但是,气候危机也是对左派世界观的一个挑战,这种世界观基本上只对重新分配提取主义的战利品(从地球上开采自然资源的过程)感兴趣,而不考虑无休止的消费的限度。

《卫报》:是什么阻止了左派这么做?

娜奥米·克莱恩:在北美,真正承认有限制是最大的禁忌。从福克斯新闻对“绿色新政”(Green New Deal)的报道就可以看出来,他们要夺走你手里的汉堡包!这切入了美国梦的核心——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得到更多,总有新的边界在不断扩展,这是像我们这样的殖民国家的基本想法。当有人说,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是有限制的,我们要做一些艰难的决定,我们需要管理剩下的资源的方式,我们必须公平地分享……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攻击。因此,左派的反应是避免冲突,嘴上说着“不,不,我们不会来拿走你的东西,会有各种好处:宜居城市会越来越多,污染的空气会越来越少,我们将在交通中花费更少的时间,我们可以设计更快乐、更丰富的生活。但是,我们将不得不在无休止的一次性消费方面采取紧缩措施。”

《卫报》:对绿色新政的谈论会让你感到鼓舞吗?

娜奥米·克莱恩:我感到极大的兴奋和宽慰,我们终于在谈论我们所面临的危机的解决办法。我们不是在谈论碳税、税收上限和贸易计划,这都是烟雾弹罢了。我们谈论的是如何转变我们的经济。不管怎样,这个制度正在让大多数人失望,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处于政治不稳定时期。我们要面对的是特朗普、英国脱欧和强人领袖——那么,我们为什么不找出如何改变一切、同时解决所有其他危机的方式?

我们很有可能会错过这个机会,但我们能够阻止的每一点气候变暖都是一场胜利,我们赢下的每一项政策都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人道,这样的话,我们就越能经受住不可避免的冲击和风暴,而不会陷入野蛮的境地。因为真正让我害怕的是我们在欧洲、北美和澳大利亚边境上看到的情况,我不认为殖民国家和殖民主义本质国家站在拯救气候危机的前线,这并非巧合。我们正在见证气候野蛮时代的开始。基督城、埃尔帕索将白人至上主义暴力与邪恶的反移民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,这都是深刻的教训。

2019年9月,巴西韦柳港(Porto Velho)附近的一场大火 图片来源:Bruno Kelly/Reuters

《卫报》:这是你书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部分之一,我想这是很多人没有想过的一种联系。

娜奥米·克莱恩:这种模式已经明确出现了一段时间了。白人至上主义的出现,不仅是因为人们想让很多人被杀死,还因为它对保护野蛮但有利可图的行为很有用。科学种族主义的时代始于跨大西洋贩卖奴隶,这是这种残暴行为的理由。如果我们要通过在边界修建壁垒来应对气候变化,那么这些理论可以证明其合理性,即创造人类等级制度的理论将会卷土重来。多年来一直有类似的迹象,但杀手们在屋顶上尖叫,我们开始越来越难以否认这一点。

《卫报》:你听到的一个批评是,环境运动是由白人主宰的。你是怎么看待这种批评的?

娜奥米·克莱恩:当一个运动代表社会最特权的部门,那么应对的方法就是让人更加害怕改变,因为那些害怕失去的人往往更害怕改变,而那些收获很多的人会更加努力地争取。这就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势,并将之与那些所谓的面包和黄油问题联系起来:我们如何才能得到报酬更高的工作、负担得起的住房,找到一种让人们能更好照顾家庭的方式?多年来,我与环保主义者进行了多次对话,他们似乎真的相信,通过将应对气候变化与消除贫困或为种族正义而斗争联系起来,将会使这场斗争更加艰难。我们必须摆脱这种“我的危机比你们的危机更大,要首先我们拯救地球,然后再与贫困、种族主义、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作斗争”的想法。这是行不通的,反而疏远了那些为变革而最努力奋斗的人。

这场辩论在美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因为我们有了气候正义运动的领导,有了支持绿色新政的有色人种女议员。亚历山大·奥卡西奥-科尔特斯(Alexandria Ocasio-Cortez)、伊尔汉·奥马尔(Ilhan Omar)、艾安娜·普莱斯利(Ayanna Pressley)和拉希达·特莱布(Rashida Tlaib)来自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社群,而她们决心真正代表这些社群的利益。她们不怕巨大的变化,因为这正是她们的社区所迫切需要的。

《着火》

《卫报》:在这本书中,你写道:“硬道理是,对于‘作为一个个体,我能做些什么来阻止气候变化?’的答案是否定的”,你仍然这样认为吗?

娜奥米·克莱恩:就碳排放而言,我们个体的举动不会构成我们所需要达到的变革的规模。我确实相信,对于这么多人来说,谈论自己的个人消费比谈论系统性变化更舒服,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。我们受过训练,首先把自己看成消费者。对我来说,这是提出新政或马歇尔计划作为历史类比的好处,它让我们回想起我们能够想到的产生剧变的时代。格丽塔·汤伯格(Greta Thunberg)将她的生活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紧急情况,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
《卫报》:是的,她乘坐零碳游艇启航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......

娜奥米·克莱恩:没错。但这与格蕾塔作为个人做的事情无关,而事关格雷塔作为一个活动家的身份。她让人们了解到她的选择,我绝对尊重这一点。我觉得她能够利用她传播信息的能力,告诉大家这是紧急情况,并试图让政治家把它当作真正的紧急情况来对待。我不认为任何人可以免于审查自己的决定和行为,但我认为强调个人的选择是有必要的。我也做出了一个选择,自从我写了《No Logo》以来,总是有人我问:“我应该买什么,我应该在哪里购物,什么是合乎道德的服饰?”我的答案仍然是,我不是一个生活方式顾问,我不是任何人的购物大师,我为我自己的生活做决定,但我不幻想这些决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。

《卫报》:有些人选择参加“生育罢工”。你对此有何想法?

娜奥米·克莱恩:我很高兴这些讨论进入公共领域,而不再是我们不敢谈论的隐晦问题。对人们来说,这是非常孤立的,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。我等了很久才想怀孕的原因之一,是我一直对我的伴侣说:“什么,你想让我们的孩子成为疯狂麦克斯勇士(Mad Max系列电影中,水资源短缺引发了连绵的战争,人们相互厮杀,争夺有限的资源),和他们的朋友一起为食物和水而战吗?”直到我成为气候正义运动的一部分,我才能看到一条前进的道路,我甚至可以开始想象有个孩子。但我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如何回答这个最亲密的问题。女权主义者了解强迫绝育的残酷历史,也清楚当决策者决定要尝试控制人口时,妇女的身体是如何成为战场的。我认为当决策者决定要尝试控制人口时,用规矩措施去限制生育是灾难性的历史。我们需要通过我们决定做出的任何决定,一起去对抗对气候危机的悲伤和恐惧。但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,我们如何建立一个世界,使这些孩子能够有繁荣而又零碳的生活?

格丽塔·汤伯格乘坐的零碳游艇抵达纽约哈德逊港口 图片来源:Bebeto Matthews/AP

《卫报》:今年夏天,你鼓励人们阅读理查德·鲍尔斯的小说《上层林冠》(The Overstory)。为什么?

娜奥米·克莱恩: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,我很高兴有这么多人写信给我。鲍尔斯写树木:树木生活在社区,树木互相沟通、规划和反应,我们概念化树木的方式完全是错误的。关于我们是否要以个人身份解决这个问题,或者我们是否要拯救集体组织,答案也是一样的。好小说很难稳定地描述激进主义,以真正的尊重去对待它,无论它失败与否,承认那些把身体放在前线的人的英雄主义。我认为鲍尔斯以非常不寻常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。

《卫报》:你对“灭绝叛乱”(Extinction Rebellion,透过非暴力抵抗[但是扰乱公共秩序]来抗议气候崩溃、丧失生物多样性以及人类灭绝和生态崩溃的风险)所取得的成就有何看法?

娜奥米·克莱恩:他们做得很好,主要是因为他们打破了我们经典的活动模式。之前你告诉别人一些可怕的事情,你要求他们点击某个网页去做一些事情,而跳过了人们需要一起悲伤一起感受、接受我们当下所见是什么的这样一个阶段。因为我从人们那里听到的是,也许那些30年代或40年代的人们可以按社区或工作场所组织社区,但我们不能。我相信,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已被降级,我们无能为力。唯一能改变这种信念的是在社群中面对面交流体验,远离电子屏幕,在大街上和大自然中彼此交流,赢得一些东西,感受那种力量。

《卫报》:你在书里谈论耐力。你怎么继续向前?你觉得有希望吗?

娜奥米·克莱恩:我对希望这个问题有复杂的感情。每一天我都处在纯粹的恐慌和原始的恐怖之中,完全相信我们注定要失败,但我能从这种情绪中抽离出来。新一代如此坚定,如此有力,让我重新焕发了活力。我受到参与选举政治的意愿的启发,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在二三十岁的时候,对选举政治的肮脏有太多的怀疑,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很多机会。现在给我最大的希望是,我们终于有了我们想要的远景,至少已经有了一个初稿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发生这种事。而且,我确实决定要孩子了。我孩子现在七岁了,他是如此完全痴迷和热爱自然世界。我们曾经花了整整一个夏天,谈论他出生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森林,讨论鲑鱼在其中的作用,以及它们如何与树木、土壤、熊和兽类的健康以及这整个宏伟的经济系统联系起来。我想象如果告诉他以后不会有鲑鱼了,他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……这让我感到痛苦,但也因此激励了我。

(翻译:李思璟)

来源:卫报

原标题:Naomi Klein: 'We are seeing the beginnings of the era of climate barbarism'

最新更新时间:09/20 09:08